看病不用出門？
你的白袍神隊友已連線──
一部顛覆你就診想像的遠距醫療百年發展史

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之時，遠距視訊看診成為大眾醫療常態，雖看似人人都獲得了接受醫療的機會，臨床醫師兼醫學史學者傑瑞米．葛林，卻在第一線察覺了殘酷隱憂：缺乏相關設備與醫療保險的弱勢族群，因「數位落差」反而被排擠在外。

葛林發現，這並非當代獨有的挫折，他回溯過去美國遠距醫療百年演進歷程，彷彿是一部充滿驚奇、期望，卻不斷重演「醫療科技烏托邦」迷思的發展史。

以跨界之眼，帶領讀者回望遠距醫療發展的百年歷程──

從十九世紀末，意欲打造電話做為「遠距聽診器」，到B.B.Call問世，把醫師牢牢套住，成為新勞動型態的「電子項圈」。或是，美蘇冷戰時期讓病患吞下「無線電藥丸」，試圖將人體機能化為遠端遙測數據的狂想，到「電視視訊」看診力求將頂尖資源送入偏鄉，卻同時凸顯了醫病權力落差……還有充滿未來感的「自動化多項健檢中心」建立與發展後，我們如何期待大型電腦藉數據重塑預防醫學的邊界，逐步實踐醫療平等的願景。

「如果我們已經忘記，它們全都沒有如當初所承諾，真正建立涵蓋更廣、更容易近用的醫療體系，那我們八成也不記得它們確實造成的轉變。」《醫療在線》

本書回顧整個二十世紀，那些曾有望徹底改變醫療服務的早期電訊傳播形式，探討其衍生爭議的延續與變化，藉以重新建構我們對二十一世紀新型數位醫療的認識。照護的媒介不是中立的──這些讓遠距醫療邁向健康平等的努力，需要許多相關當事人積極參與──我們把它塑造成什麼樣子，它就是什麼樣子。

作者

傑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
臨床醫師、醫療史學家與作家，現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威廉．韋爾奇（William H. Welch）醫學系與醫學史系教授，負責主持醫學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以及醫學人文與社會醫學中心（Center for Medic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Medicine），同時在東巴爾的摩醫療中心（East Baltimore Medical Center）擔任第一線臨床工作。
專長為二十世紀臨床醫學、藥品、醫療技術、醫療人類學、全球醫療衛生與疾病史等。他的著作深刻捕捉了日常醫療科技背後的社會脈絡與政治利害關係，著有《便宜沒好藥？一段學名藥和當代醫療的糾葛》（Generic: The Unbranding of Modern Medicine）等書。

譯者

洪世民
專職譯者，譯作涵蓋各領域，曾獲吳大猷科普著作翻譯獎，近作包括《部落》、《冷戰之海》、《口袋沒你想得那麼簡單》、《輝達之道》等。

審定

王業翰　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解剖病理科主治醫師

郭文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導讀　　　　　以跨界之眼看照護與技術的百年糾葛　郭文華

繁體中文版序　展現遠距醫療的不同前景

序　　　　　　顛覆醫護，持續照顧

第一章　　　　隨時待命
第二章　　　　無限的人體
第三章　　　　電子項圈
第四章　　　　強化的醫師
第五章　　　　連上線的診所
第六章　　　　按鈕的醫師
第七章　　　　自動化檢查
結語　　　　　照護的媒介

致謝
註釋

第一章 隨時待命

　　從一八七九年鮑德溫鋪下哥倫布第一條電話線、一八九四年布羅貝克設置鄉村電話交換台，到一九○六年希德瑞斯批判「邪惡的裝置」，這二十幾年間，電話網路的涵蓋範圍大幅擴張。一九○○年時，只有五％美國家庭有電話，其中許多是接私人交換台。到了一九一五年，數字已經躍升至三○％，且透過AT&T／貝爾的壟斷迅速整合。而這最後一個事實，希德瑞斯和其他相關執業者都注意到了。

　　到了一九二○年代初期，醫學期刊呼籲醫師不僅家裡和診所都要有電話，臥房也要裝分機。「從事家庭醫學、急診或工業外科的人啊⋯⋯」奧勒岡州波特蘭的洛基醫師（A. E. Rockey）在一九二二年指出：「得名副其實和電話一起睡。」洛基建議《美國醫學會雜誌》的讀者審慎選擇床邊電話，具體建議「不必把頭從枕頭上抬起來，舒服地用單手即可操作」的款式。正如像洛基這樣的醫師向同業推銷家用電話，電話公司也利用一般民眾接觸醫師的機會向他們推銷。二十世紀初英國電信集團（British Telecom）一則廣告這麼向英國消費者宣傳：「她好痛苦—你衝去打電話—醫師馬上就到。之後，當危機幸運地結束，你明白這是分秒必爭的事情……要是沒有電話，會發生什麼事呢？」這些廣告至少同時在兩個層面發揮作用。其一，它激起一種對現代醫師是否具可近性的急迫感，也種下隨時可透過電話獲得醫療的期望。其二，它們散播另一種與電話有關的急迫感：對於有能力在自家安裝電話線路的人來說，電話堪稱救命裝置。

　　愈來愈多臨床實務採用電話也造成許多意外的影響。「電話已成為必需品，尤其是醫師的必需品，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波士頓醫學與外科期刊》的編輯在一九一○年指出，不過「它的實用不時成為極度煩惱的源頭」。沒多久，電話也成為喜劇的源頭。一九一二年，艾倫．「瑪莉」．菲爾博（Ellen "Mary" Firebaugh）寫了《醫師電話的故事—他妻子說的》（The Story of a Doctor's Telephone－Told by His Wife）一書，描述隨著醫師家中電話數量倍增所產生一連串意想不到的複雜情況。對小說主角，負責接電話的醫師娘瑪莉來說，所謂的便利是鬧劇的素材：

　　裝好第一支電話後， 瑪莉很快習慣它的召喚──鈴響三次。當丈夫把電話連上辦公室，鈴聲卻分成了三種。響一聲代表辦公室打給總機，響兩聲代表有人打給辦公室；響三聲代表有人打到家裡，跟往常一樣。瑪莉覺得三種鈴聲已令她混亂。當農家也裝了電話、訂定同樣的鈴聲規則，她發現鈴聲增為六種。困惑雪上加霜。農家來電的鈴聲固然比城市居民微弱，但瑪莉的耳朵是家裡唯一分辨得出差異的。房裡每半小時敲一次的鐘讓情況更複雜。而在前門安裝新門鈴後，瑪莉發現她有八種不同的鈴聲要對付。

　　身兼診所和住家的管理者，瑪莉儼然變成一隻人類科技章魚，扭著身體設法管理八種不同的蜂鳴器和鈴聲。電話正以各種方式改變醫師的工作與生活，造成挫折，而菲爾博不是唯一一個用幽默來處理這種挫折的作家。隔年，《加州醫學期刊》（California State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了一首打油詩，開頭與結尾都是咒罵：

一響一響小鈴鐺──
願你在地獄無恙！
總機工作到天亮，
醫師睡得甜又香。
「我的寶寶肚子疼。」
媽媽抖得像地震；
爸爸急得到處跑，
小腿撞到椅子腳！
醫師開車一路飆；
燈熄了，油盡了；
離家一哩外拋錨；
醫師罵得像惡魔
寶寶、爛車、給我油！！
（他到了。）
寶寶睡在他床裡；
媽媽倒在爸懷裡。
什麼事也沒發生！
無用電話叫醫師！
一響一響小鈴鐺──
我沒聽見。去死吧──

　　所以，電話到底是種省力的裝置，還是反而製造出新的臨床勞動形式？如史學家魯絲．史瓦茲．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在《更多工作給媽做》（More Work for Mother: The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指出，每一種新的家用技術，都創造出新型態的女性工作。菲爾博所觀察到，那些預期以外、未預料而不被承認的勞動形式提醒我們，這些新型態的勞動，很多通常是女性要做。在醫療通訊方面，人們心照不宣地認為，像鮑德溫、布羅貝克等男醫師提出的那種盲目樂觀所帶來的勞動，該由女性一肩挑起──不過，要不了多久，男醫師就會開始抱怨工作愈來愈五花八門了。

　　正如無人接聽的電話在醫師的診所兼住家中造成新型態的醫療勞動，那也催生出新類型的醫療工作者。一九二一年，狄龍（A. J. De Long）在《印第安那州醫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Indiana State Medical Association）裡主張，醫學領域採用電話後，催生出一種全新、不容僥倖的二十四小時責任制：

尤其是晚上和週日，醫師的電話常無人接聽。通常病人會斷斷續續連打好幾個小時，但要等醫師或家人回來才會得到回應。這種明顯的服務不周有時可能令人惱火，有時令人擔憂，有時則可能致命。

　　狄龍不是醫師，而是名企業家。他十七歲就得坐輪椅（很可能是小兒麻痺所致），只好將男孩亂玩電子通訊技術的熱情，轉化成一種新的經濟生活。自稱「身孱體弱、幾乎足不出戶」，他邁向獨立的第一步是用電話銷售雜誌訂閱。「我被困在家裡，家裡已經裝了電話，而我迫切需要找事情做。對設立一個交換台而言，還有什麼更有利的條件呢？對我來說，隨時都要工作不只是方便，而且必要。」有了基本的接線總機，他的「醫師訊息代接台」（Doctors' Information Exchange）可在某位醫師說自己人在鄉村俱樂部或其他可接聽電話的地方時，輕易地把電話轉接過去，也可以把電話轉給其他答應頂替執行醫務的醫師。

　　對狄龍來說，電話是極具適應力的技術，這使它得以因應新萌生的需求建立新的商業模式。他免費分享這種模式，為印第安那州其他城鎮的其他人規劃建立類似交換台所需的設備和人員。維也納、柏林、舊金山、洛杉磯等地也有醫師交換台出現，但狄龍的宣傳對於交換台在美國中西部各地的散播非常重要。「每個社區都有不便出門的人和長者。」他指出：「在這座城市，如果我決定將全部時間投入其他興趣，多的是人樂意接手這項工作。」不出幾年，「醫師訊息代接台」已能自給自足，狄龍也被《男孩生活》（Boys' Life）雜誌封為「輪椅男孩商業家」，特別介紹一番。狄龍呼籲《男孩生活》的讀者想想他的故事，「盼能鼓勵其他身體受到限制的男孩」運用通訊技術來建立社交和財務基礎。狄龍用醫療電話做為通往經濟獨立的途徑，他的故事正好與薛佛醫師和希德瑞斯醫師的哀嘆形成重要的對比。身強體健的醫師擔心這種「邪惡的裝置」會害他們被醫療市場愈來愈快的節奏拴住、削弱他們身為執業醫師的獨立自主，像狄龍這樣的殘障企業家反倒能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這樣的交易。

隨著電話交換台在一九二○至三○年代持續擴散，醫師的私人生活愈來愈像公眾事務。「代接台會員的回報形成一項有趣的紀錄。」狄龍提到：「你馬上就會認識醫師的朋友，知道他去哪些俱樂部、他的政治傾向、宗教、喜歡什麼運動和其他喜好。你會知道他坐在戲院的哪裡，知道他最喜歡什麼樣的節目。」儘管醫師對自己的行動被人掌握感覺不自在，但他們會發現，一旦開始使用這些服務，就停不下來了。一名醫師在《加州醫學期刊》寫道：「一旦已經熟悉這種交流，很難想像不這麼做要怎麼與人相處。」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電話不只是醫師診所和住家的基本配備，也是現代醫師隨時待命的象徵。醫師半夜接聽電話的情景，儼然成為醫師的標準圖像：在二十世紀中葉美國人的生活中，醫師是民眾聯繫得到的權威人物。雷諾菸草公司（R.J. Reynolds_Tobacco Company）當時非常成功的的廣告，「吸駱駝牌香菸的醫師最多！」行銷活動裡，醫師展現多種英勇形象的其中之一。那強調：「你的醫師一天『值勤』二十四小時……守護健康……保衛和延長生命。」菸草業企圖將醫師塑造成現代英雄，這其中的反諷沒有逃過後人的批判，但這些圖片卻在無意間，使電話成為民眾心目中現代性與全天候無休的象徵。

二十世紀初，電話在醫療實務中的必要性尚未跨入所有家庭。當時的電視廣告都是描繪白人中產階級消費者；中產黑人專業人士和家庭雖然也採用這種早期技術，但數量和進度遠不如中產階級白人。但到了一九三○年代的尾聲，電話在《巴爾的摩非裔美國人》（Baltimore Afro-American）週報的讀者間已經夠普遍，使霍華德大學教授亞格農．傑克森醫師（Algernon Jackson）在其「非裔健康談話」定期專欄中動用部分篇幅求饒，因為該報的非裔美籍醫師讀者接到太多病人打來的電話，這些病人「顯然認為他是穿戴整齊地睡覺，還會像消防員那樣跳下床滑下鋼管出勤，飛奔到他身邊」。然而，綜觀二十世紀，黑人家庭能用電話的比例仍遠遠落後白人家庭──這正是未來世代在近用電子醫療通訊方面仍存差距的早期指標。

　　電話醫療實作日益普及，加上需要有人隨時接聽電話，帶給執業醫師新的責任。一九四一年，《美國公共衛生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指出：「沒有電話，就無法進行現代商業、醫療實作或公共衛生計畫……這點多數人應該會同意。」開始有法律訴訟案件指稱醫師不接電話，更別說沒有電話，是應受責備的過失了。一九四○年代末，醫學期刊呼籲醫師雇用員工或「電話機器人」在他們不在時接聽電話。英國醫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也在一九四七年闡明，醫師必須「解決電話無人接聽的問題」。

　　來到一九五○年代，一場探討「忽視電話」的公開辯論清楚表明， 這種通訊裝置已無處不在， 乃醫療實務的基礎設施。《刺胳針》和《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密切注意倫敦一起因無人接聽電話引發的瀆職指控。一位母親向全國醫療服務委員會（General Medical Services Board）投訴說她年幼的女兒扁桃腺發炎，她打了一整天的電話要請醫師看診，醫師都不接。初步調查後，委員會成員發現醫師不接電話並沒有違反哪條明確的法規，但同時又覺得這樣的行為非常不負責任。英國衛生部長固然不願要求所有醫師都要隨時讓打電話的民眾找得到人，卻又補充：「這應該是常識吧。」──如果一位全科醫師沒有做出合理安排，讓他的病人能透過電話與他聯繫，他就「不能恰當地履行探訪病人的義務」。

　　一九六○年，英國一間法院首次宣判「過失漏接電話」為一種新型態的醫療疏失。美國很快採行類似政策。一如X光或例行血液檢測，電話不僅被認定為所有醫師都該具備的技術，那更已成為執業標準，若欠缺這種技術，就等同於瀆職和疏失。未接聽電話的醫師應受譴責，這便暗示這種技術已融入醫療的基礎設備。儘管電話早期做為實驗室「試劑」或診斷技術的希望大抵沒有兌現，它卻扮演稱職的通訊裝置，逐漸成為病人和醫師不可或缺的工具。而這樣的轉變一旦完成，這種新技術就徹底消弭於無形。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電話已成為一種想當然耳的東西，它的存在已不具新聞價值。

（全文未完，請見《醫療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