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交大即將推出的新書——由傑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所寫的《當醫生不在現場：一段遠距醫療、通訊技術與當代醫療的發展史》（The Doctor Who Wasn’t There，暫譯）出版前，郭文華教授以一場風趣卻深入醫療歷史研究的「爐邊談話」，揭開了這場關於醫學想像、空間與未來醫療的思辨。在這場講座中，他結合醫療人類學及臨床史，串聯台灣遠距醫療的發展，穿針引線社會對於「智慧醫療」的期許，直視遠距醫療背後的技術本質與爭議。

被忽略的「不在場醫療」

《醫師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醫師非親自診察，不得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但郭文華請大家先想像這個場景：高齡九十歲、行動不便的老奶奶，只為了領取慢性病藥物處方簽，忍受舟車勞頓來到診間。而醫師最常做的就是確認老人家還「在現場」，然後點擊滑鼠開重複處方。這種對「親自在場」的執著，真的適用每個醫療需求嗎？

隨後他提到幾個早已出現，醫師或病人「不（用）在場」的醫療行為，包含CPR的施救可由非醫療人員處理、鼻胃管更換由護理師協助、過去中醫也早有「懸絲診脈」的操作，甚至有些大家不一定會接受的民俗療法如藥籤或氣功等，沒有真正有醫師，也沒接觸到病人。

「在現場」的說法也無法適切地用在新興醫療科技。以達文西手術來說，當醫師操作機器手臂進行精準治療時，他雖然在診間，卻並未直接觸碰到病人。如果醫師與病人的距離可以從三公尺延展到透過機器的微觀操作，那麼為什麼不能從台北延展到屏東？郭文華表示，這些例子並非單純陳述《醫師法》有「問題」，而是揭示這部法律對「現場」的想像，或許趕不上日新月異的醫療發展。這樣說，醫療行為本質上是互動與服務，法規以傳統概念處處設限，是否阻礙了醫療的進步與民眾需求？

當空間治理與技術交會

延伸對於現場的「空間」探討，郭文華先以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臨床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揭示的現代醫學的空間概念說明。第一種是名詞與分類的空間化，例如心肺衰竭、呼吸急促等，讓病因能在某個架構上各安其位；第二種是病理的空間化，也就是任何病因都能在具體在身體內找到定點，被觀察與追蹤；第三種是醫療在社會的空間化，如醫學與醫師在社會的角色等。而當醫療進展到公共衛生的領域，便產生治理的問題，比如當一座城市要設立墓園時，便會產生相應的衛生問題以及居民感受等，是公衛治理的空間化。

在這個脈絡下，郭文華以《當醫生不在現場》為例，介紹1960年代起用太空科技落實健康平權的嘗試。當美國太空總署（NASA） 完成登陸月球壯舉後，為了證明NASA有存在必要，陸續提出許多技術移轉構想，也包括公共衛生。比方說，當時的亞利桑那的沙漠環境惡劣、資源匱乏，是適合的應用對象。其中最著名的是 1970 年代的 STARPAHC 計畫。NASA在帕帕戈（Papago）印地安保留區，利用衛星通訊與影像技術，將遠端診所與市中心專家連線，這成遠距醫療最早的規模化實驗。

這種歷史脈絡告訴我們，遠距醫療處出現並非突發奇想，而是公衛需求與技術剩餘在特定空間中的交會。這不僅是技術的移植，更是一種「治理」的實驗：如何在大規模的空間中，有效分配稀缺的醫療資源？

醫病關係的本質：私密空間中的「你情我願」

另一方面，當面對科技是否會切斷照護溫度的質疑時，郭文華帶領大家重思考醫病關係的本質：醫療建立在醫病雙方高度私密、高度互信的「你情我願」上。病人交付的是無法輕易示人的身體隱私，醫師則提供傾聽與專業判斷與處置。這種基於信任而生成的共識是醫病互動的基石，從希波克拉底以降無不如此。

因此，遠距醫療之所以讓人感到「疏離」，往往不是因為距離，而是因為在設計介面時忽略醫病關係的私密需求。郭文華在講座中幽默地引用《當醫生不在現場》裡引用的經典廣告，來自小說1984的經典台詞「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形容遠距醫療帶給人的恐懼感，那種被冰冷機器監控的焦慮。

有意思的是，當時規劃遠距醫療的專家並未忽略此點。為了破解這種困境，團隊邀請人文社會學者，如社會學大師高夫曼（Erving Goffman）參與規畫。高夫曼發揮他在溝通研究與對話分析的專長，敏銳指出早期設備的設計缺陷：過大的螢幕與僵硬的攝影機配置，產生強烈的「視覺壓迫感」，破壞醫病的私密信任。他進一步提出具學理意義的建議：重新調整照相機與螢幕的相對位置。因為在自然的醫病互動中，眼神的交會與空間的對等感是建立信任的基礎。唯有透過技術上的微調，才能抵銷大型螢幕帶來的威權感與疏離感，重新在數位介面中營造近似於診間面對面的感受。郭文華強調，遠距醫療不應是醫療的「廉價替代品」，而應是在科技演進中，尋找維持這種私密信任秩序的新形式。

從「偏鄉醫療」到「智慧場域」

在機器之外，遠距醫療的另類方案是代理人力的培養，讓這些人員配合機器，完成醫療。這也是《當醫生不在現場》裡所指出這些遠距醫療示範計畫的極限：並非通訊技術無法做到，而是在經費與制度規劃等非技術面向上這類醫療模式尚未得到在地認同，「補充人力」雖然老套，但依舊是解決醫療資源不足的直接解方。

這是台灣在偏鄉所走的「異鄉路」。作為公共衛生教授，郭文華以陽明醫學院的創立與陽明交大的走向作為講座的收尾。1970 年代，政府為了解決缺醫問題，採取最直接的解法是「將醫療人員送往偏鄉」。陽明的第一批公費生，就如同執行「火星任務」般，畢業後派往醫療資源極度匱乏的異鄉，直到1994年陽明醫學院改名為陽明大學時，由李登輝總統親自宣布陽明完成階段性任務為止。

郭文華指出，隨著陽明離開「全公費醫師」學校的創校起點，標誌國家在制度上不再單純依賴義務性的人力移動來填補缺口。但偏鄉醫療的問題卻未隨之消失。他認為「偏鄉」之所以持續存在一方面是1995年上路的全民健保改變醫療服務的生態，但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對偏鄉的掌握趕不上急速的社會變遷。在台灣，偏鄉是以「行政區畫」而非「實際醫療可及性」界定，如何判定與更動都不靈活。這也造就一些地方雖有相當公衛建置，但民眾不見得感受到可接受的醫療服務，特別是專科服務。早期由國家指派人力的公費任務解除後，這種欠缺實質服務量能與配套檢討的衛生治理模式，掩蓋更隱蔽、更零星的資源斷層。

因此，呼應陽明交大的「行醫醫定行」，郭文華認為未來的偏鄉醫療模式必須將「調動人力」與「統整資訊與感知」並行互補，並且要操練與優化。他提到陽明交大目前推動的「智慧醫學園區」，其核心概念就像是豐田汽車的「次世代技術實驗城市 Woven City」。不僅是測試 BioICT ，更是要從人文設計、生醫工程、資訊安全的角度，操作出能落地的遠距醫療生態系。他最後總結：「我們要創造為未來而生的醫療，帶著我們看到照護的死角，讓偏鄉不再是問題。」

這場講座讓我們明白，當醫生「不在現場」時，並不是傳統定義上的「醫療」消失，而是有機會換一種方式，在技術與社會的交織中，繼續守護著人類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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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生不在現場：一段遠距醫療、通訊技術與當代醫療的發展史》（The Doctor Who Wasn’t There）

傑瑞米・葛林（Jeremy A. Greene） 著

https://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D/bo181534150.html

（中文版預定2026年6月下旬出版）

（文／一澤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