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54 年首次登上銀幕後，哥吉拉旋即成為風靡全球的「怪獸」象徵。前後共 36 部的系列電影，具有什麼意義？是核災的具象化？抑或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反撲？人類又是如何將對科技的想望與恐懼投射在這隻「怪獸」身上？

6/14 下午，陽明交大出版社於公館的底加書店舉辦「從哥吉拉的形象轉變探討當代議題」，身兼主持人的主編陳怡慈開場說道，科技與社會研究（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為學校重要的跨領域學科，因此特別邀請 STS 科班出身、現任中正大學助理教授的洪靖，透過比較最初以及 2010 後的哥吉拉電影，來討論哥吉拉的形象在近年的投射和變化；針對其作為「科技」（人造性）、「自然」（生物性）、「人類」（社會性）的隱喻身份，來解析電影對哥吉拉的詮釋呈現，如何反映著人類與科技關係的變化。

#從核災開始——電影中科技的政治性

洪靖首先談到，正如多數先行研究者所指出，第一部《哥吉拉》電影大受歡迎，有其時代背景。在二戰結束的後十年，是日本社會對於核能看法最為負面的時期，且當時美軍在太平洋海域試爆氫彈，導致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號受到輻射災害，因此，同年誕生的《哥吉拉》無疑是當時人們對核災巨大創傷的釋放和出口。

同時，雖然電影將哥吉拉設定為遠古怪獸，但若考量其劇情是因氫彈試爆而覺醒，而且在設計「哥吉拉」的套皮時大量參考了第五福龍丸受難者的皮膚狀態、電影的破壞場景也模擬廣島與長崎原爆遺跡，不難看出哥吉拉象徵了核能（原子能）技術的威脅與恐懼，與其說是生物，不如說是被科技催生的「人造」（human-made）怪物，隱喻著人類製造出的技術災難。

然而，有趣的是，當《哥吉拉》輸出至美國時，其象徵意涵大幅削弱。1956 年美國重製版加入了美國記者的角色，來旁觀、敘述日本遭受哥吉拉破壞的故事。洪靖說道，因美國就是投下原子彈的始作俑者，所以重新設計的劇情移除了對核能與戰爭批判，也將名稱從正港的「Gojira」改為「Godzilla」，以便賦予哥吉拉抽離現實、近似神祇（god）的陌生感，藉此淡化原作政治性與日本核災受難的身分，並迎合市場需求的娛樂性。

#大自然的平衡者——守護人類的哥吉拉

2004 年以後，哥吉拉的版權所有公司東寶宣佈十年不再拍攝哥吉拉作品，範圍不限日本國內或海外。直到 2014 年，最先重啟哥吉拉電影的是美國好萊塢，新作《哥吉拉》致敬並延續 1954 年原作隱藏怪獸真身的敘事手法，但哥吉拉與核能關聯卻被淡化——電影開場的核電廠災變、核能被怪獸吞食的劇情，後來證明並非哥吉拉所引起，而是另一隻名為「穆透」（MUTO）的遠古巨獸。

洪靖說明，當穆透取代哥吉拉所象徵的技術，並對人類社會造成大肆破壞，而哥吉拉被視為化解慕透危機的「平衡者」，哥吉拉便從「人造性」回歸「生物性」，成為自然的代表——其符號由原先人造的核能災難，轉變為充滿生物性的大自然守護者。

#有用的核能──當哥吉拉華麗轉身

到了 2019 年《哥吉拉 II：怪獸之王》，哥吉拉一開始也被定位為生物，是各種遠古怪獸的其中一員，然而這個設定到了影片中後段，卻隨著劇情演變發生大幅翻轉。

劇中科學家開發模仿與合成怪獸聲音的儀器 ORCA，試圖透過喚醒遠古巨獸（基多拉、拉頓……等），並刺激牠們破壞人類社會，原因是她認為破壞地球最嚴重的，並非怪獸，而是人類，因此她希望這些怪獸成為真正的大自然平衡者、成為受難地球對人類揮舞的復仇之劍。

在電影前半吃了基多拉敗仗、甚至瀕死的哥吉拉，之所以能夠再展雄風，是因為人類決定餵食牠高單位營養計——核彈！這個劇情轉變的時刻，洪靖解析道，哥吉拉再次從代表生物性的自然轉變為象徵人造性的科技。更重要的是，同樣隱喻核能，2019 的哥吉拉卻不再被視為「壞」的角色。當其他怪獸的大似破壞猶如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災難時，吃了核彈的哥吉拉正好反應了 2019 年前後，全球對於核能發電的期待——核能再次被視為可以緩解氣候變遷的能源解方。

換句話說，洪靖認為，《哥吉拉 II：怪獸之王》看起來就是「氣候變遷 v.s. 核能技術」隱喻，各種怪獸及其背後的環境恐怖份子（eco-terrorists\），呈現了時下對於氣候變遷的慎懼與反思；而代表科技的哥吉拉，則反映出當時環境與政策對於核能的再思考。在這個架構下，哥吉拉被放回屬於科技的位置，但它代表的善／惡形象，已產生了鬆動。

#必要的共存——日本對哥吉拉的再思考

洪靖提到，他個人最偏愛的，是 2016 年日本首次自行重啟的《正宗哥吉拉》。他指出該作明確回應了另一場災難：311 大地震所以引發的海嘯及福島核電廠事故。作品中，哥吉拉以初階型態的首次登陸，其模式和畫面都如同 311 當時的海嘯一路推進；而完整型態的二次上岸則以更冰冷、非擬人化的方式登場——龐大且狀似核電廠的身形、毫無表情的死魚眼睛、機械且極端緩慢的動作，這些特色幾乎是以明喻的方式來指出「哥吉拉就是核電（廠）的化身」。

透過對比本作中的兩次登陸，洪靖分析其災難形式和效果，認為尤其是哥吉拉完全體的破壞力大幅展現在口吐原子能（輻射線）的單一場景當中，顯然刻意強調哥吉拉作為人造技術——核能——的面向。同時，洪靖也認同許多論者所注意到的，在哥吉拉的電影史上，《正宗哥吉拉》擁有最多的人類開會畫面，顯然導演庵野秀明企圖透過劇情質疑和控訴日本政府的官僚體系，尤其是面對大型災難的迂腐、遲緩與僵化。

《正宗哥吉拉》上映時，距離 311 大地震已過五年，當時的日本因為全面停用核電而某種程度導致經濟下滑，對於核能的態度雖擔憂、但又趨於轉變：核能是用還是不用？面對此掙扎，電影末尾的台詞便以「日本與人類只能和哥吉拉共存」來做結，反映社會整體將核能視為不得不用的「必要之惡」的重新思考。

#當科技不再是議題──哥吉拉電影的走向

洪靖認為，當 2016 與 2019 兩部日本與美國的哥吉拉電影，都將哥吉拉視為充滿人造性的核能科技，且這個科技不再那麼不可接受時，恰好反映了當時世界對於核能的態度改變，而當核能議題的聲量下降，那麼承載該議題的電影敘事就很難再有發揮空間。換言之，在洪靖看來，當哥吉拉不再象徵單純的生物，但象徵科技時又失去話題性，那麼哥吉拉能夠扣連和指涉的，就只剩下與人類有關社會性議題。

其中一個，就是純粹娛樂用的「怪獸打架」電影。洪靖指出，2021 年的《哥吉拉對金剛》中，哥吉拉被賦予大量表情，且其與金剛的互動充滿著人類社會中的對立、退讓與合作；而當充滿人性的角色（哥吉拉、金剛）不能被當成壞蛋時，劇情中就必須另外設立一個壞蛋——機械哥吉拉。這個敘事，到了 2024 年《哥吉拉與金剛：新帝國》更是變本加厲，成為一個「雙人戰鬥組合」共同對抗暴君（刀疤王猩猩）的故事——這是個全部換成人類來演也能成立的故事。

另一個社會性議題，則是獲得奧斯卡獎且大受歡迎的《哥吉拉-1.0》。洪靖認為，這部電影中的哥吉拉幾乎沒有核能的影子，反而比較像是戰爭以及戰爭所帶來的創傷，尤其是片中大幅使用代表戰爭的機械（如設計來作戰的戰鬥機），因此不難看出《哥吉拉-1.0》所關懷與指涉的，是哥吉拉電影的另一個敘事研究主題——軍國主義。

#善與惡──電影中的科技形象轉變

講座的最後，洪靖為上述幾部電影的發展脈絡做出總結：哥吉拉形象在各部電影中有著「善與惡」、「生物性－人造性－社會性」三角等多重面向。從最初 1954 年的人造「壞」物，到 2014 大自然平衡者，再到 2016 年與 2019 年的人造「好」物，更到 2021 年猶如具社會性的好人，洪靖透過辯證其中善惡立場的微妙變動，帶出了不同時代背景對於哥吉拉的怪獸身分想像，以及其中的議題溝通意識。

哥吉拉電影對於人造性、生物性、社會性的三角辯證。（製圖：洪靖）

洪靖表示，正如同《正宗哥吉拉》海報上「現實對虛構」的標語，雖然哥吉拉是虛構的、電影劇情是虛構的，然而電影卻反映著現實生活中「科技、社會、人類」三者的互動，電影是人們透過藝術形式投射的視覺語言，也是乘載議題的系列電影最為動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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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家堯
修訂／洪靖